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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小品中的情趣与技巧,多已表现在宋人小品之中_凤凰网文化读书_凤凰网

【编者按】《旨永神遥明小品》是学者吴承学研读晚明小品文的札记随笔集。他觉得小品文是晚明文民心态的形象写照,其在传统古文“文以载道”的轨辙之外另立一宗,以悠然得意的笔调和漫话絮语的形式体味人生。本文摘自该书,原题为《追源溯流说体裁》,由彭湃新闻经领读文化授权宣布。

小品,这是人们对照认识同时也不甚明晰的体裁。我们都知道哪些作品叫“小品”,但要是要为“小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是一道不易解答的问题。

细究起来,“小品”是一个颇为隐隐的体裁观点,它不像小说、戏曲、诗词、骈文等那些体裁,在艺术形式上有某些光显详细的标志与特征。着实更准确地说,“小品”是一种“文类”,或者说是宽泛意义上的体裁,它可以包括许多详细的体裁。事实上,在晚明人的小品文集中,许多体裁如序、跋、记、尺素甚至骈文、辞赋、小说等险些所有的体裁都可以成为“小品”。不过,综不雅大年夜多半被称为“小品文”的作品,仍旧有其大年夜体上的特征,但这种特征不是表现在对付文体的外在形式的分外规定,而主要在于其审美特点,这种特征一言以蔽之曰:“小”。这就是篇幅短小,文辞简约,独抒性灵,而韵味隽永。

我们本日所谓的“小品”是一个文学观点,但它却是滥觞于佛经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文学》引释氏《辨空经》说:“有详者焉,有略者焉。详者为大年夜品,略者为小品。”鸠摩罗什翻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二十七卷本与十卷本两种,一称作《大年夜品般若》,一称作《小品般若》。以是“小品”的原意是与“大年夜品”相举而言的,小品是佛经的节文。小品佛经由于简短大抵,便于诵读、理解和传播,故颇受人们的喜好。如六朝的张融《遗令》就写道:“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临逝世尚时候不忘“小品”,可见其受迎接之一斑,但“小品”一词在当时并不具备文学体裁的意义。这种环境延续了很长光阴,不停到了晚明,人们才真正把“小品”一词运用到文学之中,把它作为某类作品的称呼。这可以从当时的出版物的名称获得有力的旁证。晚明有不少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子,专集如陈继儒的《晚喷鼻堂小品》、陈仁锡的《无梦园集小品》、王思任的《文饭小品》、潘之桓的《鸾啸小品》、朱国桢的《涌幢小品》等;选本如王纳谏的《苏长公小品》、陈天定的《古今小品》……而小品文在晚明也从古文的附庸自力而成为自觉的体裁。

为什么小品会在晚明勃然隆盛,这有其文学内部的缘故原由。一方面明人承袭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付与小品以自力的艺术风致,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小品的艺术特点,使小品成为一种富于个性色彩、表达相称自由的体裁。

杨柳依依,绿树成荫,并不是在一朝一夕长成的,温润的气候和肥饶的水土还必要种子和光阴的培植。只管小品一词到了晚明才具有文学体裁的内蕴,但从文学内部成长来考察,中国古代小品文可谓积厚流光,关于小品文的起源有人以致追溯到诸子散文,如钱穆老师在《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中就觉得在先秦诸子和一些历史文籍中,已有小品文的雏形了。比如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觉得此一章只一句话,即可觉得是文学的,我们可目之为文学中之小品。又如:“子在川上曰:‘逝者云云夫!不舍日夜。’” 他觉得此章仅两句,但亦可谓是文学,是文学中之小品。(《中国文学讲演集》)先秦诸子那种情味隽永的格言式语录,从广义的小品文形式来看,也可算是个中珍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呈现大年夜量可真正称为小品文的文章,除了《世说新语》之外,像陶潜的《桃花源记》、丘迟的《与陈伯之书》、吴均的《与朱元思书》甚至《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中的篇章,它们不只是成熟的小品文,而且在艺术上也达到佳妙绝伦的境界。而在唐宋的散文中,小品佳构更是数不胜数了。

晚明小品只管渊源久远,但在前代作品中,六朝小品与宋人小品对晚明小品影响最大年夜。

首先分外值得一提确当然是《世说新语》一书。此书在晚明影响很大年夜,被文人们奉为圭臬标准标准,成为名流、文人清谈的经典。如邢侗在《刻世说新语抄引》中说:“盖自隆、万以来,而《世说新语》大年夜行东南寰宇间,若发中郎之帐,而斫淮南之枕,口不占不得中微谈,士不授不得称名下也。”晚明人之以是喜好《世说新语》,主如果由于喜好魏晋的清谈风俗和放达之风,但同时也与喜好其文采风骚有关系。《世说新语》精要简远,高情远韵,令人回味不已。晚明小品也爱好采纳《世说新语》式的说话,如孙七政的《社中新评》,批评了四十三位诗社中的书生,如:

莫廷韩为人正,如淮南小山作《招隐》,悲怀远意,不出骚家宗旨。而以气韵峻绝,独称高作,宜其为风骚宗。

张仲立为人才高灿发,而托意幽玄。正如冰壶秋月,本宜着烟霞外去,乃强使适俗,故少年即多子建忧生之嗟。

张幼于为人好贤如渴,有前人风。前辈风骚,萧索殆尽,若非之子,吴门大年夜为镇静。是于我辈中,有再起功。

康隐士幽致洒然,直意其闲猿野鹤群耳;及为君逝世友万里负骨,竟有铁石心肠。岂惟隐士,抑且国士。(《明文海》)

这种批评都是重精神而略皮相,以匠心独运的形象性说话,来反应人物的风神个性,颇得《世说新语》之髓。

晚明小品中书柬也显着受到《世说新语》的伟大年夜影响。现以《尺素新钞》中刊载的晚明书柬为例:

深院凉月,偏亭微波。茶烟小结,墨花粉吐。梧桐萧萧,与千秋俱下。

诗文非怨不工。我于世无憾,遂断二业。

自去年已来,万事了不动心,惟见丽人不能无叹。

小窗秋月竹影之间,时杂幼清,不若元常轩后,止见万竿相摩,了无一人影也。(卷之二·宋懋澄)

中年哀乐易感,触事断魂,虽复强颜应世,而内怀愤愤。每一念至,卒卒欲无嫡。

雨中抱郁,且人境尘喧,悲秋之士,极难为情也。稍朗霁,西出图面。不尽缕缕。

仆生平无深好,每见竹树临流,小窗掩映,便欲卜居其下。(卷之二·莫廷韩)

入夏暂学闭关,益懒酬对。驰思足下,如暑月凉风,招摇不能去怀抱。(卷之四·茅维)

这些说话正得六朝之风骚余韵,不管是故意模拟照样无意识的影响,总之形神兼似《世说新语》,有些以致置于《世说新语》之中,也并不多让。

与六朝文比拟,明代在文化上的联系与宋代更为亲昵,宋代散文小品对付晚明小品的影响更为直接也更为广泛。宋代散文繁荣的体现是多方面的,此中之一就是宋人的条记、笔谈、杂记、笔录、 随笔极多。而欧阳修、苏轼、黄庭坚这几位文学大年夜师的随笔作品对晚明文人的小品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欧阳修那些尺素、题跋、随笔、札记涉笔成趣,柔美而隽永,具有一种摇荡的“六一风神”。东坡的散文短制如行云流水,纯任本真;萧散简远,高风绝尘,不求妙而自然深湛。它们虽然不以小品命名,而实是小品文中的无上佳作。徐渭最佩服东坡,他在《评朱子论东坡文》中说:“极有部署而了无部署痕迹者,东坡千古一人而已。”明人王圣俞在选辑《苏长公小品》时说,“文至东坡真是不须作文,只是随事记录就是文。”东坡小品兼有魏晋之潇洒和六朝之隽永,而自成一家。东坡对付晚明各类流派的作家都有伟大年夜影响。虞淳熙曾活跃地比喻说:“当是时,文苑东坡临御,东坡者,天西奎宿也。自天堕地,分身者四。一为元美身,得其斗背;一为若士身,得其灿眉;一为文长身,得其韵之风骚,命之磨蝎;袁郎晚降,得其滑稽之口,而已借光璧府,散炜布宝。”(《徐文长文集序》)这恰是形象地阐明在晚明许多闻名作家身上,都获得东坡某些方面的艺术真传。

宋人优秀的作品,为晚明小品创作供给了艺术上的借鉴。晚明小品文作家在此中接受大年夜量的英华。袁宏道在《答梅客生开府》中写道:“邸中无事,日与永叔、坡公作对。”袁中道《答蔡察看元履》把苏轼的作品分为“高文大年夜册”和“小说小品”,并明确地注解自己的审美兴趣:“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在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年夜册,人固不深爱也。”苏东坡对付明人影响,首先在其放旷飘逸、豪爽乐不雅的文化人格方面,而在文学方面,东坡也是晚明小品作家的导师。东坡小品的萧散自若,高风绝尘,自是晚明小品作家所恋慕不已的,东坡的风趣与机灵也是晚明文人所爱好的风格。东坡每每因此风趣、滑稽来排解、化解哀愁和苦闷。前人称东坡“以文笔游戏三昧”(《庚溪诗话》),又说“东坡多雅谑”(《独醒杂志》),而东坡的不少作品都标明是游戏之作。晚明小品受到苏东坡小品很大年夜的影响,染优势趣和游戏色彩。晚明的嘲谑、雅谑工具有诗朋文友、酒侣茶伴,既可嘲人,也可自嘲,增加社交生活中的乐趣。

宋人罗大年夜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之四中“山静日长”一段文章: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高低。昼寝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安闲步山径,抚松竹,与麛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既归竹窗下,则拙荆幼稚,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弄笔窗间,随大年夜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不雅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相逢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剧谈一饷。归而倚杖柴门之下,则夕阳在山,紫绿万状,变幻刹那,恍可人目,牛背笛声,两两来归,而月印前溪矣。

今世作家郁达夫在其《清新的小品翰墨》一文中引用了以上这段翰墨之后评论道:“看了这一段小品,感觉气味也同袁中郎、张陶庵等的器械差不多。大年夜约描绘田园野景,和闲适的自然生活以及纯挚的感情之类,当以这一种体裁为最美而最合。”(《闲书》)事实上,我们在晚明小品中所看到的生活情趣与艺术技术,大年夜多已经充分地表现在宋人小品之中了。以是我们可以说在艺术地感想熏染和体现自然与生活方面,宋人小品也是晚明小品的先驱。

题跋作为一种自力的体裁,始于唐宋。明人吴讷《文章辨体》说:“汉晋诸集,题跋不载;至唐韩、柳,始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后之名。迨宋欧、曾而后,始有跋语,然其文意亦无大年夜相远也,故《文鉴》《文类》总编之曰题跋而已。”从小品艺术的角度看,宋人的题跋对晚明小品文的影响也是十分伟大年夜的。晚明人爱好苏、黄,主要爱好其题跋一类的小品。钟惺《摘黄山谷题跋语》文中觉得,题跋之文,可以见出前人的精神本领,“其一语可以为一篇,其一篇可以为一部。山谷此种最可诵法。”而从黄庭坚的题跋中,可“知题跋非文章家小道也。其胸中全副本领,全副精神,借一人、一事、一物发之。落笔极深,极厚、极广,而于所题之一人、一事、一物,其意义未尝分歧,所以为妙”。陈继儒也说:“苏黄之妙,最妙于题跋, 其次尺素,其次词。”(《苏黄题跋弁言》)其钟情于宋人题跋,于此可见一斑。明人毛晋所辑的《津逮秘书》,以宋人的题跋为一集,并在《东坡题跋》的附识中称苏东坡、黄庭坚为“元佑大年夜家”,又说:“常人物字画,一经二老题跋,非雷非霆,而千载震动,彷佛莫可手足。”题跋之以是受到注重,主如果其形态短小机动,不拘格套,相符晚明人的兴趣,这也是晚明呈现大年夜量题跋作品的一种缘故原由。

我有一种见地,以为明代文学受唐宋影响极大年夜,但在不合体裁之中,影响又颇有不合。明代的诗歌受唐诗影响最大年夜,而明代的散文似得益于宋文者最多,小品文也是此中的例子。

《旨永神遥明小品》,吴承学著,天津人夷易近出版社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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